《面子》: 不只是愛情故事
華裔美籍導演伍思薇(Alice Wu)所編導的《面子》(Saving Face,
2004)，是以導演向母親出櫃的經驗改編而成的浪漫喜劇(Rom-com)，原為微軟工程師的她，轉而拍下女同性戀、寡婦和移民後代家庭的掙扎及日常。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包含了浪漫喜劇的幾個經典要素:命定的相遇、外力的阻饒、克服困難後的幸福，也同樣點出酷兒電影的命題:出櫃的困難及家人的不諒解。然而，輕鬆的步調和「幸福」的結局卻看著有些不對勁，帶點夢幻、不真實的皆大歡喜結尾是否意味著先前拋出的難題已經煙消雲散?假設暫時跳脫「喜劇」、「女同志」以及「酷兒」的分類，我們能以什麼樣的視角觀看這部不安於標籤的電影?對我來說，這部電影同李安的《囍宴》(Wedding Banquet, 1993)一般，在反叛、違逆傳統價值的包裝下，主導人物作出判斷、行動的依舊是以家庭倫常為重的價值觀。
《面子》圍繞著外科實習生Wil和她的母親高慧蘭展開，Wil的專業能力備受肯定，受家人喜愛，但她從未直接地和親屬談起自己的性向，而在美容院工作的高慧蘭則利用工作方便，積極地幫Wil物色對象。每個禮拜五晚間的唐人街聚會則是偽裝後的相親大會，偶然在一次聚會上Wil看見了芭蕾舞者Vivian並深受其吸引，不久後在醫院樓梯間的巧遇鋪墊了未來發展的浪漫關係，一張貼在販賣機上的票則讓兩人成為愛侶。Wil在收穫戀情的同時，必須應對未婚懷孕，卻不說孩子是誰的而被外公逐出家門的母親，同在屋簷下生活的兩人各自懷著心事，過著看似如常的日子，直到一連串的意想不到的事接連發生，改變了母女盡力維持的表象。
電影採用雙線敘事的手法，Wil和女朋友的感情發展穿插在與母親共度的日常中，主次線關係的確立體現在主角和女朋友之間的談話，就算在親密時刻，Wil主動提起的話題總是關於母親的狀態，與自身尚未和家人開誠布公的性取向相比，母親的固執和屢次失敗的婚配更令她煩惱。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Wil和Vivian產生的化學反應似乎只是為了劇情需要，這樣的情路歷程缺乏循序漸進的鋪陳，就算放在浪漫喜劇的框架討論也略顯粗糙。打動觀眾的並非兩人難捨難分的情愛關係，而是某種大量生產的相愛-衝突-結合模式，這套模式有效地運作，確保觀眾可以無視劇情的細節和合理性，被又一個相似的愛情故事打動。
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我輕易地接受了它所講述的故事，一個關乎三個女人的浪漫經歷、兩種挑戰傳統價值觀的愛、一個完滿結局的故事，僅此而已。平淡的畫面和可預測的劇情走向。我幾乎認定它只是一部以華人女同志為主題、笑點籠統的愛情小品，不過，一旦意識到那個「肥皂劇般」的結局有些弔詭後，我對《面子》有了些新的想法。這部電影之所以值得討論，不是因為它顛覆了華人保守的家庭觀念，使女同性戀和已屆中年的懷胎寡婦能躍上銀幕，追逐屬於自己的愛情，而是因為其看似大膽的選材實則向「家庭」靠攏，性向的差異和年齡差距皆被家庭淡化為不成問題的問題。指出電影的這一點，並非意味著拒絕承認其反動的痕跡，並將它劃分為保守、守舊的意識形態，而是希望由標籤之外的途徑，思索還有哪些線索引導我們觀看一部看似簡單，實際上卻是複雜、多層次的電影。
為了更好說明為什麼結局的鋪排增添了這部電影可供討論的面向，我將從那場關鍵的婚禮切入，並借助周蕾(Rey Chow)對華語電影的研究，試圖描繪結尾既定成俗的完滿意象如何削減了題材本身的力度，並在一切逐漸步上「正軌」、回歸「正常」的過程中傳達更令人玩味的意義。那場中斷的婚禮是劇情的反轉點，在Wil匆忙趕到會場，促使孩子真正的父親現身後，並沒有上演另一場換了新郎的感人肺腑婚禮，反而在女兒的陪同下，高慧蘭跑出了會場，搭上了巴士。在這段向《畢業生》(The Graduate, 1968)致敬的逃婚段落，從婚禮出逃的母女並沒有一路沉默以對，亦或無所畏懼又充滿不安地望向前方，而是終於說出內心的想法。我們會發現高慧蘭不在一開始便開誠布公說明事情的原委隱藏著對年齡差距的隱憂，旁人想要的是真相，但她需要的是愛人在大家面前說出愛她的勇氣，透過自白剖析自己的同時，她含蓄地暗示知道Vivian和Wil的關係，得知今天剛好是Vivian去巴黎的日子後，畫面轉向了機場。
原先我以為電影會在機場挽留未果的那一刻結束，留下一個讓不盡完美，有些遺憾的結尾，但在短暫的黑屏後，一行閃著黃光，落入俗套、有著肥皂劇般效果的「三個月後」映入眼簾。迎接觀眾的是一場與開頭相似的唐人街聚會，這次Wil不再畏懼他人的目光，逕直地穿過了跳舞的人群，走向Vivian邀她共舞，而小余牽起了高慧蘭的手，共同隨著音樂輕輕搖擺。最後，Wil和Vivian在舞池深情一吻，逐漸拉升的俯拍後接續的大團圓段落更使這一切更顯夢幻。
依循著周蕾在《溫情主義寓言．當代華語電影》一書的脈絡，溫情主義若強調「含蓄節制的意涵」，或許可定義成「針對壓迫與難以忍受的苦難進行妥協和調和的傾向或處置」[1]，透過遵守道德的結構來「盡孝」是溫情主義的核心，在順從階序的同時，達到主體化(subjectivization)的效用[2]。雖然《面子》並非嚴格定義下的華語電影，但以溫情主義闡釋影片本身仍是可行的，舉例而言，王進飾演的高教授在得知女兒懷孕後，除了強調這是一件羞恥、令他顏面盡失的事
(「你把我這一輩子的臉都丟光了」)之外，也提供了可行的和解方案，即說出生父是誰或是「隨便找個男人嫁了」。好像只要進入傳統家庭的框架和重新擔任妻子、母親，未婚懷孕帶來的「羞恥」便可轉換為成家和迎接新生命的喜悅。同樣一套溫情主義的說辭在如夢似幻的結尾後接續的橋段展露無疑。搖攝的鏡頭彷彿預示，或是直接揭露了眾人未來生活的景象:Vivian早已離異的父母和平共處，在交換了彼此對舞作的心得後，她的父親給出了「至少，她嫁給一個醫生」的評價，隨後，Wil的外公高教授則說:「孩子出生後，要天天到這裡坐鎮。跟著妳們母女倆，不知道會汙染到什麼程度」，而Wil母親的台詞是「就看你什麼時候給我添個外孫了」。這幅順應了既定價值觀所塑造的家庭圖景化解了所有衝突:Vivian跳了現代舞，不再為了滿足他人的期待跳芭蕾、高慧蘭重新被父親接納，和小余一起等待孩子的誕生、Wil和Vivian終成眷屬。搖擺在古典芭蕾和現代舞之間的Vivian、經歷了難說出口的出櫃過程的Wil、不願公開生父是誰，原本寧願將就嫁人的高慧蘭，都在進入家庭後，她們的內在衝突和自我認同都奇蹟似地得到昇華。家庭，成為完整個體的必要條件。
如要說出全片印象最深刻的段落，高蕙蘭獨自在夜晚的租片行流連那段必須算其中之一。鮮少離開唐人街的她，費盡心力想找一部有著熟悉元素的影片，鏡頭掃過貼有《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1987)和《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1993)標籤紙的空鐵架，接著鏡頭出現色情片的外包裝，然後轉向高慧蘭在架子後方猶豫的表情，她短暫地走到鏡頭外，隨即回到觀眾的視線範圍內，低著頭，仔細端詳這些色情片。不久之後，我們會看見高慧蘭獨坐在沙發，背向觀眾的電視機傳來斷斷續續的呻吟聲和一句話:「說!誰是你的亞洲爹地」。藉著色情片的對白，似乎為片名下了淺白的註腳，說明了所謂的「面子」來自何方:高慧蘭的父親認為女兒未婚懷孕，丟盡了他的臉(「她自己不要臉，我還要這張老臉呢」)、Vivian的父親只在意女兒的身分是市立芭蕾舞團的領舞，將她心中嚮往的現代舞視為「閒暇之餘的嗜好」，而Wi的父親在電影中從未出現，她卻一樣受限於「面子」。沒錯，缺席的父親並未意謂著限制的解除，或許，這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即在父親之外的結構限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家庭」成為了最終的解方。在離開母親的婚禮後，Wil趕到機場，想挽回即將遠行巴黎的Vivian，但她始終做不到將愛人開出的唯一條件—在人來人往的機場當眾給她一個吻。在影片末尾，三個女人貌似皆調和了「面子」和自我意識的衝突，若單方面地讚揚她們以行動抵抗既定的陳規、反抗傳統禮教的舉動，即忽略了她們逃逸線的組成基石。
或許，以「回歸家庭」作為《面子》這部電影處理衝突的手段，沖淡了題材帶有的顛覆性，雖然導向一個歡快的結局是喜劇的必然，但在表象之外，作為觀眾的我們有無可能在歡聲笑語中聽見一些異質、細碎的不和諧音，並在標籤之外嘗試另一種觀看之道。我不認為伍思薇以「回歸家庭」作為最終化解衝突的解答是無意為之，她並非僅意圖呈現一個由自身發想的女同志愛情喜劇，亦或一個女同版本的《囍宴》。與李安略帶譏諷地呈現荒謬不同，伍思薇對家庭作為最終解方的看法顯得模糊，儘管她選擇以「家庭」為解，消除了電影角色自身對愛情、孩子、未來的不安感，但隱含在日常對話中的細節和幾近幻夢的重逢，以及最後和樂融融的景象，提醒著觀眾—這不只是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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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周蕾(Rey Chow)著，陳衍秀、陳湘陽譯，《溫情主義寓言．當代華語電影》(台北:麥田，2019)，頁51。
[2] [美]周蕾(Rey Chow)著，陳衍秀、陳湘陽譯，《溫情主義寓言．當代華語電影》(台北:麥田，2019)，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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